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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17岁那年当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。
我本来是没有资格当民办教师的，是一个偶然的机遇眷顾了我。
有一天，一名公社副书记下乡检查工作，看到我们村里的孩子都在田里拾稻穗。中午，他召集村里的社员开会，批评这些孩子的家长不把孩子送到学校去读书，而让他们在田里拾稻穗。家长们说，学校太远，孩子上学不方便。
这位副书记说：“那就在你们村办个教学点嘛，你们村有没有人可以当老师？”
社员们指着我说：“这孩子可以当老师。就是不知道上面批不批，她是四类分子子弟。”
副书记问：“她表现怎么样？”
大家七嘴八舌地说，这孩子表现好得很，能吃苦，从学校一出来就在生产队做功夫，天晴一身干，落雨一身湿，打赤脚上黄崖。
副书记说：“表现好可以当老师嘛。”
我说：“我不当老师。”
可是，我的话等于白说。我的父母替我答应了。
副书记和生产队干部立即把这件事定了下来。
我不想当老师的原因很复杂，原因之一是那个时代对学生的教化。初中毕业之前，老师每天给我们洗脑，大肆宣传当新式农民光荣，教育我们要做到“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”。我知道自己升不了学，早就做好了务农的思想准备。
当时的榜样有全国闻名的邢燕子，还有本校毕业的学姐孙香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毕业后，一位女同学给我来信，豪情万丈地说：“让我们像孙香那样干！”
我也是这么想的啊。
开始学干农活真是不容易。
对我来说，初春割牛草是一件很难的事。初春的冬茅，黄叶多青叶少。为了寻找青叶，必须披荆斩棘，奋不顾身。冬茅的叶子很锋利，手一碰上就会被划破。有经验的人会戴上很厚的手套，我没有经验，来不及准备手套，只好硬着头皮蛮干。一天下来，手被划得血口纵横。母亲说：“茅草窖，滚水泡，用热水泡一下好得快。”用热水一泡，**辣地痛。几天下来，手背手腕上伤痕累累。
斫窑柴对我来说也是硬功夫。别人左手把一大丛柴草往臂弯里一挽，右手挥动柴刀，嚓嚓嚓，快刀斩乱麻一般，几下就割断了。**得很吃力，咚，咚，咚，一丛柴草要费好大的劲才能砍下来。由于白天用力过度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胳膊总是不由自主地动弹。
最大的考验还是挑担。村前那座大山叫黄崖，石灰窑做在山顶上。石灰烧好之后要挑到山下去。年纪比我小的男孩每次能挑一百多斤，而我最多只能挑九十多一点。走在路上肩膀挨得生疼不说，最要命的是双腿打颤。因为山路崎岖，常常想放下担子歇一下都找不到位置，只能咬着牙挺着。每次在下山的路上我总是对自己说：“下次一定少挑点！”可是等到装下一担的时候我的决心又动摇了。我想，人家都能挑一百多斤，我挑这么一点还能减吗？老话说，力是压大的，胆是吓大的，越是力气小越要锻炼啊！
有一次雨后上黄崖干活，鞋子被山路上的泥水打湿了，脚板踩上去老往下滑。我为了不掉队，干脆把鞋子脱了，赤脚上山。山路上到处是棱角分明的石头，踩在上面怪难受的。
我不怕脏，不怕累，样样农活都竭尽全力去做。那段日子我过得很充实。
我的乡亲们把这些都看在眼里。他们觉得能吃苦的人是可以信赖的。于是爱你没商量，不避嫌疑，推荐我当老师。而在我看来，当民办老师没有当农民光荣。
我不愿当老师的另一个原因，是怕自己不能胜任这种工作，误人子弟。村里要上学的孩子虽然只有十几个，可是年龄差别很大，小的六七岁，大的十四五岁。我生性腼腆，能管好这些孩子吗？再说，我文化水平有限，能教好他们吗？
我一点信心都没有。而父亲马上着手打扫房间，张罗桌凳黑板。学生都坐在教室里了，我还在犹疑。父亲只好替我上临时课。父亲上了两天课之后，我知道现在想推也推不掉了，才不得不走马上任。
从此我就与讲台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从民办教到公办，从小学教到中学，一干就是三十八年。
我常常想：假如没有当年那次机遇，我的人生又会是什么样子呢？
我当年的那份单纯是可贵的；而那位副书记的社会责任感，我的父老乡亲的侠义心肠，我的父母亲对后代的深谋远虑，更是难能可贵啊！
